参考消息网6月20日报道 美媒称，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一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将过去三四十年划分成四个不同阶段是很有意义的。目前，中国正处在第四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刚刚启动，且困难重重。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6月18日报道称，发展中国家要成功进入发达阶段，需要采取两套政策。套政策显而易见，旨在直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给予其所需要的资源，如良好的基础设施、资金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

　　第二套政策不易描述，它旨在切实改善社会资本，以使个人和企业能够地使用这些资源。这些改革包括建立富有成效的激励体制、具有可执行力的强大和的法律体系、可分配资本的金融体系、限制政治阶层和精英阶层干涉财富积累过程、禁止权力寻租，以及鼓励创业和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等。

　　报道认为，这种增加社会资本的自由化改革很可能不受精英阶层的欢迎，除非财富或生产力的积累足以让精英阶层在利益分配份额减少的情况下仍可以获利。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首次自由化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北京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增加社会资本的自由化改革。这些改革废除了严重束缚中国行动能力的法规，让经济活动的增长出现井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2、“格申克龙”阶段。中国开始了令人惊讶的第二阶段增长，其特点是大量国内资源为投资繁荣提供了资金，促进了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中国着手推动的一项计划化解了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提出的限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即储蓄不足，无法为国内投资需求提供资金；私营部门没有进行建设性投资而普遍失利。

　　报道称，尽管所有中国人都从这一财富创造过程中受益，但新的精英阶层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为增加存款而对家庭收入增长设限的措施。

　　3、过度投资阶段。由统治精英阶层主导的投资持续快速增长造成了经济迅速增长的幻象。然而，由于这种增长是由更加快速的债务增长所支撑的，它终是不可持续的。

　　4、第二次自由化阶段。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是第二次自由化改革，促使社会资本大幅增长，从而创造更多生产活动。这些措施必须包括改变法律结构、具有可执行力的商业法律、改变资本定价和分配的方式，以及其他具有激励机制的因素。

　　报道认为，由于这几乎必然意味着削弱那些让精英阶层得以权力寻租的政策，这些改革总是很可能遭到强烈抵制，直至债务水平已经高到了紧迫的程度。

　　报道称，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多数改革措施是自由化改革，旨在增加社会资本。在近的案例中——土地改革、户籍改革、环境保护、利率自由化、资本分配方面的管理改革、市场定价和取消补贴、私有化等——这些改革有效地将财富从政府和精英阶层转向家庭以及中小企业。

　　报道认为，北京必须尽快且有力采取“第二次自由化阶段”经济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重新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首次自由化阶段”的改革式样。

　　当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应在达到其债务承受能力极限前及早展开自由化改革。政府必须在展开改革的同时，应对那些得益于中国生产力增长受限、以及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失利的群体的激烈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