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2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这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召开时间早的重要会议。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讨论上述改革方案，并将修改后的方案提请三中全会审议。

本次机构改革涉及到党、政两个机构，与以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同，可能涉及多个党政机构改革，影响深远，是开启中国新政治经济周期的开端。能源领域的改革预计也将会涉及，能源行业管理部门诸多、管理权限分散、能源事务重大，料定是机构改革的重点。解决一系列管理的问题，无疑是成立一个权责清晰、治理有方、统揽全局的国家能源部。

我们有必要回顾上一届能源部的成立与撤销始末，分享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文刊载2013年能源杂志3月刊。

文/黄毅诚

1988年启动的政府机构改革是1982年后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机构变革。当年6月，能源部合并了煤炭、石油、水利电力、核工业等部门，宣告成立。但仅仅五年之后，争议声中的能源部便在人大会议中决议撤销。当下，人大即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政府，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亦在动议之中，能源工业主管部门的变革亦势在难免。当年能源部究竟是怎样成立的?为什么五年之后又被撤销?了解这段历史，也许能给当前的大部制改革以一定的启示。

能源部已经成为历史，然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在1988年能源部成立大会上曾经讲过：“改革的道路历来是不平坦的，充满风险和困难，有成功，也会有失误甚至失败。问题在于，我们对改革中出现的曲折或错误，是埋怨、畏难，甚至动不动就想回到老路上去，还是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加以改正?前者只会涣散人心、松懈斗志;后者才能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不断开拓前进”。今后不论机构如何改革，能源工业已经进行的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改革方针肯定是对的，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能源部组建历程

1987 年8月，当时我还在国家计委工作。那时一到盛夏，北京天气特别热，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就搬到北戴河办公，计委为了配合国务院的工作，也有几个副主任转移到那里工作。记得就是那一次，我和房维中同志在那里组织编制了一个五年内新增5000万千瓦发电装机的计划，想以此来缓解当时全国供电的紧张局面，为此还说服了各方面的领导。后来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批准，在全国实行了每千瓦时征收2分钱的电力发展基金。那个计划和2分钱的政策，对这五年(1988年 -1992年)电力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执行的结果，五年实际增加装机超过了6000万千瓦，相当于1980年以前30年装机的总和。

就在那个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体改委贺光辉同志约我一同去看望薄一波老首长。贺光辉同志当时向薄老报告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大致内容是要转移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下放权力，很多国务院的部门要合并，组织综合部门，如运输部、能源部、航天航空部、机电部，可能还有原材料部，好像轻纺也要合并。因为我在计委分管运输和能源方面的工作，所以对运输和能源这两个部比较关心，也向贺光辉同志问了一些问题，他说这只是一个设想方案，叫我听了不要对外说。不久我就回到了北京，工作一忙起来，就把此事忘了。

到了10月中旬，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贺光辉同志全面介绍了机构改革的方案，总理决定由他们分工组织几次专门的讨论会，征求征求意见，当时指定我参加的是能源口几个部的讨论会，会议是由李鹏同志亲自主持的。在两次讨论会上，各部正副部长和一些老部长都是热烈发言，各抒己见，体改委的同志也不时作出进一步阐述。在会上除了两位老领导支持这个改革方案外，在职各部领导同志均不支持。我很细致地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一直没有发言。后总理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两方面都说了很多的道理，需要时间认真学习研究，也就是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哪方的意见。

大约到了11月份，也可能是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李鹏同志找我，说中央有意要我来筹备能源部。当时我刚过了61岁生日，表示自己不论在工作能力和知识面上都很难承担这项重任。那时姚依林同志指定我负责研究计委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由于事情多，加之对改革方案的意见不一致，时间一紧，忙起来也就把这件事放在脑后了。

到了12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决定由于洪恩、王涛、蒋心雄、史大桢和我组成能源部筹备小组，我为组长。我按中央的要求，分别找了他们几位交换想法和意见。当时我一边照常管着计委分工的工作，一边心里也在想，各部都不支持，全国人大能通过吗?

1988年元月1日，李鹏同志要我和丁关根(当时任铁道部长)随他到广东视察工作，先后到深圳考察了飞机场、大亚湾核电站，又到了东莞、广州市。4日晚我们住在佛山市，李鹏同志找我到他的住处，要我向他汇报如何组建能源部。

我的意见是，电力系统改革一步到位，不再保留全国性的机构，各网省局直属能源部，组织五大电力公司;煤炭分两步走，步把煤炭部分为东北、关内统配煤和地方公司，第二步在1990年前再把关内统配公司分为三个地区公司，成立一个煤炭企业联合会;石油工业1990年以后再组建四五个地区综合性公司，届时也成立一个石油企业联合会。核工业如何改革，到下个五年再说。我的想法是一步一步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逐步“消化”，采取平缓过渡的办法。

李鹏同志基本肯定了我的想法，认为这样一步一步理顺关系，比较稳妥。回京后，我又同体改委领导以及筹备组其他同志交换了意见，除电力提出想保留一个全国性的公司作为过渡外，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改革方案。这方面于洪恩同志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配合，我想只要步把电和煤组织起来，理顺了关系，能源部即可开展正常的工作。

3月份全国人大召开的前几天，由于铁道、民航接连出了几次事故，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撤回组建运输部的方案，筹备组长阮崇武同志又回到科委工作。人大期间，我到沿海的汕头、厦门、福州调查研究，了解到这些地区要加速发展经济，在资金、技术、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国际市场的支持，但能源必须由国家帮助解决，所以提出加快神木东胜地区的煤炭开发，建设第二条运煤大通道的战略构想。

4月初，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国务院的体制改革方案，决定新组建能源部，并任命我为能源部部长。与此同时，成立了三个正部级公司，归口能源部领导，即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能源部的副部长经过几次反复协商后，中央决定由史大桢、胡富国、陆佑楣三位同志担任。

能源部正式筹备阶段，在各方面的支持下，进展很顺利，办公地点、办公设备、车辆都是由原来的水电部和几个总公司支持配备的，我们很快于6月份就宣布能源部正式成立、对外开展工作。

相关阅读：聚焦|机构改革 能源何去何从?